为何苏轼、纪晓岚、郑板桥，有这么多民间故事？而屈原、李白、杜甫就很少
苏纪郑三位在民间属于风流才子一类人物，不妨多一些不经的轶事。屈原李白杜甫是正人君子，传说太多太杂反而摧折了他的形象。至于谪仙人同学，民间故事编出来也完全配不上他，在光芒中黯然了吧。 还有就是后三位地位极重要，学者做的考据相当充足，像范君说的，史料又少，所以乾货居多。大苏当然也应当属于这一类，不过似乎很多材料恰恰是出自笔记小说，光是甄别真伪就众说纷纭了，民间传说就更难管了。至于郑纪两位，恐怕凑热闹的就比下功夫的人多了。
因为屈原受同列的上官大夫所嫉遭到排济，当時楚国的反动贵族集团，腐朽顽固，贪婪好利，而屈原坚持联齐抗秦，召到反动势力的反对打击和排挤，过着长期流放生活，看到人民过着流离失所的境地感到悲愤绝望，而投入湖南的汨罗江自杀
李白在年轻時也想作一番大事业，在当時的封建社会中他不满现实深感压抑
杜甫一生贫困潦倒不得安居和同僚竟见不投辞职，所以他们的故事很少。
首先从年代上看，屈原是战国时期人，时间比较久远了，人们对他知道的少，尤其在民间，除了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之类纪念活动外，其它传说很少。再如李白杜甫，一般人都知道他们是诗人，也能背几首他们的诗，但诗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很高雅的事，诗人都是文诌诌的“雅人”，是不可能在民间有什么粗俗野语的。这里有一个很特别很引人重视的现象，民间俚语笑话，其传说除西汉东方朔外都是宋代以后的人物。这就引出我们要说的“二”，即小说、故事、民间笑话、诙谐传说等。中国最早的小说故事等产生于唐代，宋代有所完善发展但由于宋词达到了高峰期所以表現的不明显，而到了元代，元曲及戏剧、话本等的大发展，给故事、传说提供了大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给文人创作提供了宽阔阵地，特别在元曲和杂剧中表現的尤为明显，到了明清时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故事、笑话等齐头并进，达到了高峰时期。文人要编一些相对高雅地趣事逗乐解闷，民间艺人则更需要编一些逗人取乐吸引大众的诙谐幽默故事或和恶人斗智的故事，这是世代发展的需要。故事中的人物当然是就近选取既受大众喜爱，又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于是乎，苏东坡纪哓岚郑板桥等人就成了不二人选。当然像刘罗锅包黑子等朝廷官员在民间传说中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道理也如上述。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仔细想想，纪晓岚的民间故事不太清楚，其他几个确实如此，大概民间文学的讲述家们也是十分挑人的。
我想了想，文人类民间文学对于主人公大概有这么几点讲究。
知名度
关羽能在民间成为全能神与《三国演义》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秦琼、尉迟恭成为门神与《隋唐英雄传》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比干能成为民间的文财神与《封神榜》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明清时代，这些个红遍大江南北的白话小说把多少历史人物推上了三教神坛～让他们成为无数民间故事的主人公～
假想当年也有这么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剧本，里面唱了一句“如果能重来，我要选李白”，那么～
性格
民间故事在挑选文人的时候，会偏向于一些比较有趣的文人，亦庄亦谐、洒脱不羁、能让人会心一笑的那种。苏轼的幽默人生还有洒脱阔达的三观当然符合（有兴趣的可以看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纪晓岚虽完全不是电视剧里的那般模样，但喜好神鬼之说，写过《阅微草堂笔记》，也是不错人选；郑板桥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特立独行，在当时就已成为传说。
相比之下，屈原这样的过于高冷悲情，杜甫这样的过于崇高深沉，大抵更适合儒家式教育，而不适合在休息时互相分享。
百姓们讲的文人故事，一般有三种类型：一，赞扬文人特立独行的性格；二，文人用智慧帮助百姓打败了贪官污吏；三，百姓懂的东西文人不懂，调侃他们缺乏生活智慧。
总之，你得有点娱乐精神才能上民间文学的文人榜单呀。
出生的时代
在宋代之前，贵族文化占主流，民间故事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边缘文化，讲的都是妖怪神鬼的东西，基本没有什么关于历史人物的民间故事。历史掌握在史官的手里，精英的手里，普通百姓也没空管那些家伙的事儿。
宋代以后，老百姓生活富裕了，市民文化兴起。勾栏酒巷很多，大家都要去那里听个曲儿啊，词啊的。说史特别受欢迎，通过剧本和话本，大家了解了很多历史人物，尤其是各种武将，像关羽啊、秦琼啊。但是文人就不大多，所以大家一般挑当时就十分轰动的人来讲故事，或者离得比较近的。
这就导致，民间故事中的文人以宋代以后的居多，宋以前的较少。李白如果生在宋代，那绝对也是和苏轼一样的现象级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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