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哪些？关于它们又有哪些传奇的历史故事和历程
“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这句貌似开玩笑的话语，其实却体现着馆藏于云南博物馆的一尊镇馆之宝的传奇故事。
下面跟以史为鉴墨上桑一起聊聊这尊国宝的故事。
牛虎铜案
战国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
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大牛与小虎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
作为古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几近完美，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二、发现
世纪60年代，云南省江川县的一些农民在李家山挖出一批古代文物，后来被证实这些文物来自2000多年前神秘的古滇国。这引起了专家的兴趣，随着对李家山滇池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很快发现，在李家山附近分布着近百个古滇国墓葬。
1972年春，考古工作者在对李家山24号墓进行发掘时，发现了包括牛虎铜案在内一批丰富的随葬品。
刚刚出土的牛虎铜案已经断成好几截，牛头是牛头，盘子是盘子，小牛是小牛。当年参与发掘的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永康说，发掘时，请了20多个当地人。每天的工钱是两三毛。当时很多老百姓都难以理解，为何要花这么多钱来发掘：“你们挖的铜，每公斤能卖3块。我替你们算了账，最后还是亏了。”
张永康就给农民解释说：“我们不拿了卖，是拿了给国家收藏、研究。”
当地人又质疑：“收起来么，烂了嘛。有什么用。”
张永康回答：“我们会修复的，要拿来研究云南的历史。”
1972年，牛虎铜案发掘的简报刊登在文物杂志上。当时刚好在甘肃发现了马踏飞燕，于是就有了“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的说法，牛虎铜案在当时的名气非常大。
三、意义
古滇国存在于战国到汉武帝近500年间，但是除了史记上有提到一笔，找不到其他资料。但通过出土的青铜器，可触摸到这个神秘国度。
祭祀礼器往往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像牛虎铜案这样的礼器，绝不是一般贵族可以拥有的。因此有专家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一位王室成员。还有专家认为牛虎铜案的主人有可能就是滇王本人。
在2000多年前，不仅仅是大汉，像匈奴、滇国等国，牛都是财富的重要标志，吃牛肉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且古滇族人认为公牛是传承生命的种子，是他们民族繁衍不息的象征，更加珍贵。这尊牛虎铜案对于古滇国的民族史、农牧史、冶金史、美术史、民俗史等等，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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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牛虎铜案，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角前伸，与其尾端后仰的老虎，以及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构成了完美的平衡。
作为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大海战，日本为何会在白江川海战中遭遇惨败
13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中日之间发生了史上第一次大海战。是役，日本（当时称为“倭”）被唐朝彻底击败，几乎全军覆没，此后900多年间再不敢招惹中国。这场大海战，便是史上极著名的“白江口海战”。战事的起因，还要从中日两国介入朝鲜半岛事务说起。
从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开始，在朝鲜半岛上陆续出现新罗、高句丽、百济三个国家，三国对峙混战长达700余年，史称“朝鲜三国时代”。三国当中，高句丽属于死硬的“反华派”，与中原王朝多次发生战事；新罗属于“亲华派”，经常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百济属于“骑墙派”，在亲近日本的同时，也维持着同中国的联系。中日之间的白江口海战，便缘于两国对朝鲜半岛战事的介入。
唐高宗即位后，百济联合高句丽进攻新罗，并阻碍后者向唐朝进贡的通道，虽经唐朝多次警告，但依旧不肯听从。为了援助盟国百济、惩罚百济与高句丽，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等人东征，经过数年的征战，先后灭亡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重新恢复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的统治。
唐朝灭亡百济后，在此地设置熊津都督府，并留下大将刘仁愿镇守泗沘（百济都城），而命主帅苏定方率主力回国。不久，唐高宗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命他率数千士兵上任，但王文度在渡海时病故，部将刘仁轨遂代领其众。不久，百济故将鬼室福信、僧侣道琛袭据周留城，纠结各支残余军队，发起兴复故国的活动。
为了增强合法性，鬼室福信向日本派出使者，除了迎请在该国做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外，还恳请日本派兵援助。将百济视作“禁脔”的日本，很不满意唐朝在朝半岛的军事行动，更担心它在占领半岛后，会进一步南下灭亡自己。正因如此，在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天智天皇派出大军护送扶余丰回国，并命日军会同鬼室福信进攻刘仁愿所部唐军，一度包围泗沘，幸亏刘仁轨及时来援才解围。
龙朔三年（663年），朴市田来津率领2.7万名日军北上，除部分兵力进攻新罗外，主力则向周留挺进，意图跟扶余丰会师（此时鬼室福信已被扶余丰所杀）。刘仁轨深知，一旦日军顺利地到达周留，那么扶余丰的势力将大大增强，绝非唐军所能抵御。正因如此，刘仁轨经与刘仁愿商议后，决定由刘仁愿从陆路进攻周留，刘仁轨则率水军从熊津进入白江口攻击日军，然后溯江而上夹击周留。
当年八月，唐朝、日本水军会战于白江口，当时日本与扶余丰的联军共有士兵4.7万人、战船800余艘，而唐朝与新罗的联军只有士兵1.7万人、战船170余艘。由于兵力和船只远远少于敌军，所以刘仁轨决定用诱敌之计取胜。因此，当战事开启后，刘仁轨便佯装退却，然后将敌军引诱至提前设好的水阵中，利用船高舰厚的优势，自上而下向敌军战船发射火箭。
由于唐军的船只皆是艨艟巨舰，舰体高大、坚固易防守，而日军船只多是舢板小舰，船体小而轻薄、不利于攻坚。所以等到日军进入埋伏圈后，刘仁轨便命令士兵占据高位发射火箭，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见《旧唐书·卷八十四》）。800余艘日军战船像蛆一样挤在狭小的水域内，被撞沉、焚毁者极多，士兵死伤不可计数，鲜血染红整个海面，连主帅朴市田来津也战死。
此役，唐军四战四捷、大获全胜，只有极少数残余日军突围而出，而扶余丰也逃奔高句丽，百济复国运动就此以失败告终（“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余丰脱身而走。”引文同上）。经此一战，日本对中国畏之如虎，不仅从朝半岛撤回全部残军，而且还将都城由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并斥巨资在国内筑起四道防线，以防止唐军乘胜南下来袭。
从古至今，日本始终保持着“以强者为师”的心态，这是该国的一大优点。所以，在亲眼见证唐朝的强大无敌后，日本在恐惧之余，也自此走上大规模学习中国文化、制度的进程，而来往频繁的“遣唐使”船便是明证。此后900余年间，日本再不敢主动挑衅中国（直到明朝抗日援朝），而直到鸦片战争，日本才开始结束“以中国为师”的历史，前后持续近1200年。
史料来源：《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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