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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总说秦始皇是暴君,可现实真的如此吗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00多位皇帝。若只比较“残暴”，秦始皇估计连前100名都排不进去。如后世常见的大肆屠杀前朝皇室、残杀手足兄弟、大肆清除功臣、无视处于无尽的战火与灾害中的老百姓......这些“暴君”的标配元素，秦始皇表现的都相当不突出，有些方面甚压根不沾边。
而后世之所以将秦始皇视为暴君的“代言人”，主要是因为他充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
改革者向来没有好下场，而秦始皇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改革者
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建立后，将天下分割成几十、上百个小王国，以求在当时的生产、交通条件下最大化开发疆域。这些诸侯国虽然名为周天子麾下之臣，但随着长期的各自为政，逐渐产生了文化、文字、乃至语言上的差异（邯郸学步：走路的方式都会有区别）。若放任这种局面发展，最终各诸侯国很大可能会愈走愈远，进而产生永久的分裂、连绵不断的战乱。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如果将抢来的各诸侯国领土分给自己的子弟、功勋，继续沿用过去近千年来的旧秩序，那他就仅仅是一个征服者而已；
但他在其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文字、度量衡，还有最重要的：当一些大臣建议广封子弟、以为藩蔽时，他感叹道：“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因此将全国分为36郡，设置守、尉、监等公务人员进行管理。
这些政策，成了其后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这个思路，正是由于这一创举，秦始皇才被誉为千古一帝。
站在我们今天回看这一变革，仿佛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但我们要知道，他终结的是之前持续近1000年的“先王”秩序，给那时社会各阶层带来了何等冲击：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无论在任何时候，让人们改变旧习惯总是最困难的，更别说这套习惯已经沿用了近千年。在废除分封制后，六国贵族的遗老遗少失去了以往的特权与既得利益，其内心的愤怒、不安、仇视可想而知；原本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再也不能靠着服务权贵飞黄腾达，必须像老百姓一样建功立业才能获得富贵，他们的抱怨、不满也可以想象；而各国百姓虽然脱离了贵族的压榨，但要适应严密的法网，客观上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因此，在各阶级的不满下，推进这一制度的改革者秦始皇自然落不下什么好名声。
由于政治路线以权力分配的分歧，秦始皇得罪了士大夫阶层
值得是后世熟知的“焚书坑儒”。
在落实郡县制后，朝野对这一政策的反对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在公元前213年，甚至有儒生在朝廷上声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即若不实行分封制，秦朝命不久矣。
为了避免儒生们这种一味复古、非议当下的行为导致思想混乱，秦始皇听取李斯的意见，禁止民间私自收藏《诗》、《书》以及其他流派的经典书籍。
“坑儒”是另一件事。在战国时期，大量儒生开始从事研习使人长命百岁的“仙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也安排燕人卢生等人替他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但这些人不仅收了钱不办事，反而背地里大肆嘲讽秦始皇刚愎自用、贪恋权势，不信任儒生，其后携款潜逃。
秦始皇一怒之下，下令抓捕咸阳城内与卢生等人有往来的儒生、方士，严加审问；这些读书人互相供认，一共牵涉了460多人，“皆阬之咸阳”，然后昭告天下，以杀鸡儆猴。
但焚书坑儒是所谓的“残暴”吗？显然并不是，这更像是秦始皇所支持的法家与意图分享权力的儒家之间的博弈而已。
但不幸的是，后世的儒家掌握了封建时代的话语权，因此当初打压他们的秦始皇，就免不了得背上“暴君”的黑锅。
这正应了那句话：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改革者秦始皇的代价，不仅仅是暴君的名声，还有二世而亡的政权。但他的尝试，则成了汉朝的积极经验，所谓汉随秦制，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始皇的改革是成功的。
秦皇嬴政，他扫灭六国，统一海内；开创帝制，加强中央统治；修造万里长城，抵御外敌入侵；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统一文字和货币等等。此等功绩，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封建王朝能够做到，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与其比肩！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秦始皇，很可能中国现在和欧洲一样，还是百十个小国，那就没有今天的华夏。
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像儒家以仁治国。像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秦皇是不屑一顾的。秦已官为师，官以法为纲，所以堵死了儒家弟子的求仕之路，但史书都是儒家书写的，所以秦皇就成了儒生学子口中的暴君。被栽赃陷害两千多年，像鲁迅先生在《华德焚书异同论》就替秦始皇喊冤，他认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所以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一个功臣，王琯，秦始皇时期丞相，从吕不韦后继位，一直到秦始皇统一才退位，担任丞相二十年，善始善终。而且王琯是支持分封制反对郡县制的领头人，当王琯提出分封制后，秦始皇不是立即否决，而是全体商议，共同讨论，先让所有人发表意见，最后再做决策。 这是一个暴君所为吗？再来对比汉武帝时期，丞相窦婴因一言不合，就被满门操斩；主父偃是汉武帝的得力臣子，可是汉武帝基于自己的目的，也把主父偃灭族。
《史记》记载灭楚大战前，秦始皇不听王翦意见而大败，于是卑躬屈膝求王翦出山，王翦却提出了很多要求，且大有讥讽，秦皇一一答应，王翦大胜而归，秦国一统，秦始皇大加重赏，仍然重用王翦父子。对比之下我们来看看刘邦是怎么做的？一得江山，立马翻旧账，逼死当初要挟封王的韩信。为何独独秦始皇是暴君？
所以秦始皇根本不是所谓的残酷的封建暴君，他是流芳百世的千古一帝。
说秦始皇是暴君大都是因为其统一六国后用民力过度致使百姓艰苦。
诚然我们无法否认秦朝后期的民怨沸腾，始皇帝死后不久陈胜吴广便揭竿而起。但是秦末的乱局还有一定程度是因为六国贵族趁机兴风作浪。始皇帝统一天下，有远大志向，他希望在他生前便解决所有问题，这一点与隋炀帝倒是很像。
但是秦国统一六国后国力早已耗尽，六国一统后各地还没能完全融入秦国，便被秦国征掉民力修长城，筑阿房宫使得山东六国百姓不堪其苦。而秦国国民由于早已习惯秦国法度所以统一之后并未觉得痛苦所以秦国百姓基本没有参加秦末暴动。
秦始皇的暴君称号多半来源于山东六国贵族的恶化和诋毁，另外小部分是因为其不懂珍惜民力，大肆征伐所致。
这是真的。第一，秦国独尊法家，制度刑罚都相当苛刻严厉。第二，秦始皇武力统一六国，各战败国摧残严重。统一文字度量衡，各战败国有亡国奴的感觉。第三，秦始皇大兴土木，修长城、兵马俑等消耗人力物力。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得要搞明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是过去的现实，但不是全部过去的呈现，只是过去现实的一部分。倘若不以个人立场、喜好而论的话，看待过往历史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继承发扬，而另一种就是完全摒弃、盖不承认，一切重新来过。简而言之，一种是信史深究论，另一种就是弃史论。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大概就基于此处，争论而不休。其实，两者的争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来就不在一个频道上，完全相背而行，愈行愈远。
同理，历史上的秦始皇与现实中的秦始皇就迎合了这个坑，稍有不慎就会走不出来，真的秦始皇也会被带歪。预设了历史与现实的矛盾，而落脚点却在现实，无疑体现了弃史论的一部分观点，即“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并伺机开始了所谓的“拨乱反正”，以期建立自己的历史观。通过不断另类解读信史的部分，来扩充自己弃史论的部分，进而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迎合现实中的某些需要，企图构建一种以现代为基础的所谓现实历史。不过很可惜的是，构建的成本注定大的离谱，预期的目标也是遥遥而无期。
回到正题，说说“秦始皇”。历史上的秦始皇，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都随风而去了，展望未来才是正道。说他是“暴君”者甚之，说他“千古一帝”者亦不乏其人，因人而异吧！至于现实中的秦始皇，恐怕没有人知道了吧！除非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或者穿越过去的，才会知道一些是是非非。不过，“帝王将相”之丰功伟绩，有的人喜欢追捧，而有的人也就那样了，平常心对待，毕竟生活还是要过的。
总之，历史上总说秦始皇是暴君的，肯定并非空穴来风，亦不全是捕风捉影，更不可能全部都是无的放矢。既然有那么多人说他是“暴君”，时间跨度又这么长，势必有缘由所在。至于现实真的这样吗？抱歉！不知道。没有依据如何得知？又如何去下结论？何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眼中的秦始皇，何必纠结于历史和现实的矛盾呢！
我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变法，其中对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有哪几次
我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次变法，下面我就简述一下气势恢宏的三次变法：一商鞅变法；二王安石变法；三张居正改革。
一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秦国在战国七雄中最弱。秦国的井田制等旧制度，日益严重地制约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秦考公即位以后，意识到在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不利地位，随时有被六国吞并掉的危险。于是为了增强秦国的实力，秦考公下决心变法图强，便下诏招聘变法人才。
商鞅从魏国入秦应聘，被秦考公聘用后，他为了取得秦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重金“立木为信”推行实施变法。商鞅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战略，使秦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增强，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扫平其他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时期，由于前朝的制度措施，致使军队、官员激增，统治者大兴土木的支出，又连年战事和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国库亏空越来越大，最终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开始重用他的偶像王安石进行变法。
王安石受命后，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实施一系列的变革，让生产力得到一定的发展，充实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国防力量。但变法触及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推行过程中的一些不良举措，也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中，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三张居正改革
明朝中后期，政治特权人物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拒不缴税，农民得不到田地耕种，社会矛盾紧张，政府的危机逐渐加重。
张居正上台任内阁首辅后，对政治、经济、国防等各当面，实行“一条鞭法”的革新运动，强化巩固中央集权，充实政府财政收入，提高国防军事力量，推动商品经济发展，使明朝出现难得的“中兴”景象，可惜张居正死后被废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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