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开皇之治对古代中国有什么意义？
正像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短一样，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后世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开皇之治诞生于中华文明四百年的大分裂之后，它就像甘露降临于久旱的大地，为中华文明的蓬勃发展，增添了助燃剂。
开皇之治所取得的成果很多，要说对古代中国影响最深远的，要属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科举制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官僚世袭垄断，打破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界限。三省六部制强化了皇权专制，使中华帝国开始走向更符合历史潮流的集权制。
中国的官员选拔经历了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
在秦汉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世袭制，即当官是一种祖辈传承的职业，就像平民的后代永远是平民，奴隶的后代永远是奴隶，阶级划分决定了身份，永不可变。
察举制盛行于两汉，它打破了固定不变的阶级关系，只要有才能或德行，就有机会被举荐进入官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社会推动意义非凡。可惜后来察举制逐渐走形，逐渐变成了豪门士族集团的内部游戏，官场又逐步走向小团体的垄断。
九品中正制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是基于察举制造成的豪门士族垄断，与寒门士族诉求之间的矛盾，而出现的一种调和政策。它在尽量照顾豪门士族利益的基础上，给寒门仕子开了一扇窗，有效地缓解了阶级矛盾。
无疑，科举制是最伟大的人才选拔机制，也是最公平的选拔模式。它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彻底打破了出身问题对人才的禁锢。所有自由民，不论高低贵贱，都有权利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录取的模式也非常透明，只以考卷分数为标准。
可以说，科举制不光影响了中国，乃至影响了世界，在远古的时代，没有哪一个人才选拔方式，能比科举制更先进。时至今日，科举制的基本模式仍然有效发挥作用。
在隋唐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是皇权与贵族共享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压制了平民阶层的创造力的同时，也遏制了君主专制，与帝制模式冲突严重。
科举制以后，豪门士族从此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失去掣肘的皇权，开始了与儒生共治天下的模式，中华帝国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同时皇权也逐步走向专制和独裁。
正是因为科举制获得了广大平民阶层的支持，也被皇权所喜欢，所以，它才有了一千多年生命力，一直伴随到中华帝制的灭亡。
三省六部是朝政机构设置模式，在隋唐以前，实行的是三公九卿模式，即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和御史大夫（大司空）为首，按智能划分为卿监的一种设置模式。这种模式有两大弊病，一是皇家内务与朝政混杂不清，二是职能部门之间缺乏相互监督和牵制。
汉武帝为了与丞相为首的三公夺权，发明了内朝官，尚书台的凸显，就是内朝官的产物，它的出现，有效遏制了丞相权力过大的弊端。后来尚书台的台阁，慢慢演变成事实上的宰相，于是又出现了中书省，用于限制尚书省的权利问题，当中书省又演变成事实上的宰相，又诞生了门下省......
可见，三省的出现，其初衷就是为了制约朝政的权利集中的问题。隋文帝期间，干脆对此做了一次深度改革，设置五省六曹制代替了原来的卿监制，并逐渐形成三省六部的固定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再也没有了独相，或者没有固定的宰相，三省长官都是宰相，或者加“侍中”，或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为宰相。
开皇之治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什么作用？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开皇之治。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倡导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隋朝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也因其锐意改革、为君勤俭而创建了一个政治稳固、社会安定、百姓富足、文化繁荣的盛世，史称“开皇之治”。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户口三百五十九万九千户，到隋世祖大业五年(609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当时隋王朝已灭亡20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户口二百一十九万，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有户三百零四万，到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户口才有三百八十万，还不到隋朝极盛时的二分之一。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庶与强盛。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杨坚开皇五年，即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促成开皇之盛世。隋初经历南北朝战乱，民生疲弊，故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其后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隋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灭。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初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隋开皇二年（582年），重颁均田令，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从一百顷递减至四十顷，至于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业田二十亩、露田八十亩，奴婢亦同。 另外又规定受田并承担赋役者，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劳役从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力役时间则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纳绢代替，称为“庸”。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年满五十者，还可减免。这样隋初的赋役便比前代大为减轻。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下令铸造五铢钱，规定每千文重四斤二银两，作为全国通用货币，其它钱币则禁止流通，改府兵制为古代兵制之一。 隋代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服役年岁为二十一至五十九岁。府兵本身是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则须自备。凡出兵征防须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同样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隋文帝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杨坚开皇五年，即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促成开皇之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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