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墓怎么被发现的？
1969年，当地村民在土山西北角上挖土平整农田，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人马闻讯后赶到现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将这座规模不大的古墓编为土山一号墓。后来，考古又在墓下发现了规模更大的二号墓。
二号墓在清理完封土之后，一层由一块块巨石组成的石阵盖在了墓葬的最上面。考古人员推断这是汉朝时期诸侯王习惯用的一种名为“黄肠题凑”的丧葬习俗，这种覆盖巨石的情况被称作“黄肠石”。根据汉墓的制式，西汉为凿山而建，东汉为砖石垒砌，由此可以推断，土山墓为东汉墓葬，和范增生活的年代相隔了200多年。考古人员这时才恍然大悟，从魏晋时期开始，人们就一直认为这是范增墓显然是错误的，大家都被史书的记载骗了一千多年
于是在范增死后，历朝历代的盗墓者便打起了范增墓的主意。此前，我国的考古队在发掘一座疑似范增墓的古墓时，发现其中竟然有一个盗洞，专家们在仔细查看之后大笑这个盗墓者真有意思！
原来，这个盗墓侠客贾胡听说了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亚父冢”后，也对传闻中的财宝向往不已，便经过研究找到了此处。
发现墓葬之后，他大喜过望，立即开凿盗洞，却发现墓穴竟然是用传说中的黄肠石建造的。
南越王赵佗墓最有可能在哪？
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越秀山下。
1983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城北象岗发现一座南越国时期大型石室墓。此墓凿山为陵，深藏于象岗腹心二十米处。令人惊喜的是，墓主竟是赵佗之孙———南越文王赵眛。墓中出土了“文帝行玺”龙纽金印等一千余件（套）珍贵文物，被誉为近年来中国五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第二代南越王赵墓的发现，极大地振奋了岭南学术界，也重燃了广州考古队找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的希望之火。千百年来，神秘的赵佗陵墓一直是岭南最大的历史之谜，考古队员从史书中只知道赵佗死后安葬在南越国的都城———番禺，但其具体地点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过去，广州考古队根据汉代王陵距离都城长安100余公里的线索，把寻找赵佗陵墓的眼光放在离广州几十公里的远郊山冈。而就在考古队的眼皮底下，在离汉代古番禺城仅1公里的象岗，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按汉代陵寝制度和南越合族而居、聚族而葬的风俗，考古人员因此推测，赵佗陵
墓亦在广州城的附近，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在越秀山下。
古墓有哪些特点？
在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是覆斗式的墓葬，覆斗就是说封土堆的形状，像是把量米的斗翻过来盖在上面，四边见棱见线，最顶端是个小小的正方形平台，有些像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中国的多了一个边，却与在南美发现的“失落的文明”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惊人地相似。
这中间的联系，就没人能推测出来了。
魏晋时期巨大厚实的山石砌成拱形，缝隙用麻鱼胶粘合，这样的石墓在西夜遗迹附近十分常见。
十九世纪早期，欧洲的一位探险家曾经这样形容：“沙漠中随处可见的石墓，有大有小，数不胜数，有一多半埋在黄沙下面，露出外边的黑色尖顶，如同缩小版的埃及金字塔，在石墓林立的沙漠中穿行，那情景让人叹为观止。
” 唐代开山为陵，工程庞大，气势雄浑，这也和当时大唐盛世的国力有关，唐代的王陵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的风采。
南宋到明末清未从南宋到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兵祸接连不断，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几次自然灾害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国力虚弱，王公贵族的陵墓规模就不如以前那么奢华了。
再后来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陵墓的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注重地面的建筑，与祭奠的宗庙园林相结合。
吸取了前朝的防盗经验，清代地宫墓室的结构都异常坚固，最难以下手。
不管哪朝哪代，中国数千年来的墓葬形式，都来源于伏羲六十四卦繁衍出来的五行风水布局，万变不离其宗，都讲求占尽天下形势，归根结底就是追求八个字：造化之内，天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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