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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纵队为什么要营救？
香港元朗乡下的一座客家大屋--适庐。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营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个根据地。
1941年12月，香港总督府挂起白旗，宣告香港沦陷。在香港避难的百名文化精英处境万分危急，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
日军张贴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并公然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灯片，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到日军占领司令部半岛酒店“会面”。
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与广东省、香港党组织和部队的负责人，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抢救转移。
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东江纵队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肩上。
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等人被游击队带到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扮成难民模样，通过日军检查站，在夜幕掩护下登上停靠在避风塘的驳船，与邹韬奋等人会合。10日凌晨，他们分乘3艘小艇迅速冲向九龙，并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们经荃湾，到元朗十八乡的适庐歇息一晚，再渡过深圳河。13日，他们一行抵达宝安游击区的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并见到了林平等游击队领导。
在一百多天时间里，共有800多名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在游击队战士护送下，通过不同路线，顺利逃离日军魔掌，无一伤亡，无一被捕。
这一营救行动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而邹韬奋则题了“保卫祖国 为民先锋”八个大字赞誉东江纵队。
这一切，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动群众，以周密的部署、无畏的精神、不屈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促成的。
当年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夏衍曾表示，大营救记录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
梅州学宫的历史红色故事
高举革命旗帜
红四军挺进梅州
初春时节，细雨蒙蒙。穿过熙熙攘攘的梅城江北老街，更能感受其中的梅州历史记忆。作为梅州文脉的见证，梅州学宫始建于北宋年间，曾几经损毁、重修、扩建、改建。至清末，孔庙建筑计有大成殿、明伦堂、魁星楼、崇圣祠、棂星门、仪门、戟门、东西庑、泮池等，可谓蔚为大观。
距离梅州学宫不远处的梅江区委党史研究室里，江文秀翻阅着史料，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所翻阅的史料篇章题为《红四军挺进梅州》，那是一段发生在1929年的革命历史，其中一个重要地点便是梅州学宫。
“红四军挺进梅州，是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当时扩大革命根据地战略方针的贯彻，对当时广东东江地区、特别是粤东梅州地区土地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江文秀介绍说，1929年1月，由于革命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红军第四军（亦称朱毛红军）下井冈山，相继向赣南、闽西和粤东北梅州地区进军，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而这一举措，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根据史料记载，为了迎接红四军入粤，东江、梅州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应工作，从组织、军事、政治、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调整部署，足以证明对红四军入粤的重视与欢迎。
时至今日，仍能在江北老街看见些许当年的革命标语印记。对于居住在梅城的老一辈，或多或少听说过这段历史。“我小时候，就听我爸爸经常讲起红四军攻占梅城的革命故事。”时常到梅州学宫散步的李叔如是说。
红四军进军梅州，并不是长驱直入，亦不是大部队统一进军的。1929年10月19日，根据中央指示，由军长朱德、参谋长朱云卿率领3个纵队6000余人，从闽西上杭、武平出发挺进东江。当天，前锋一纵队在林彪率领下抵达梅县松源，在五里桥附近与敌军一个营发生遭遇战，敌军一触即溃。20日，朱德率2000多人从石下坝到松源。21日至22日，二纵队也集结在松源。22日，陈毅和罗欣然等也来到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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